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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粗放生长”的幕后是什么

2014/9/16 10:46:49 百姓生活网

相关数据表明,广场舞爱好者人数过亿,主体人群是40岁到65岁的中老年妇女。

 

不论你赞成还是反对,也不论你关切还是鄙夷,广场舞已然成为当下一种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

 

从泼粪、“高音炮”还击、放藏獒驱赶之类的抵制之举,到“中国大妈”席卷巴黎卢浮宫外、纽约市公园的劲爆舞姿;从广场舞热曲《最炫民族风》改编交响版,到广场舞节目《舞动全城》走上荧屏引发舆论激辩……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持续交锋,令“广场舞”频频见诸媒体。

 

在中国,或许还从来没有哪种健身方式、哪种休闲文娱,在拥有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同时,又如此饱受争议。有人说,广场舞的低俗喧闹是审美的恶趣味,是对公共空间的肆意践踏;有人说,广场舞的背后是一代人的生存状态,应该报以最大的理解;也有人说,广场舞正是当下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现代技术像一面哈哈镜,广场舞在这面镜子里被放大得有点变形

 

“现在的广场舞真是有点儿让人整不明白了。”在石家庄长安公园广场舞的圈子里,67岁的董月娥绝对称得上老资格,如今却觉得自己“落后”了。

 

董月娥和广场舞最初的亲密接触,是三十年前和同事们一起跳“迪斯科”。

 

“那个时代就提个录音机,哪像现在都改用音响放音乐了,还带什么直插U盘,我都弄不懂。”几年前,见别人放音乐都用“大家伙”,董月娥也照着“自己能搬上三轮车的重量”买了个15英寸的大音响,因为“个儿越大声音越大”,而功放机的功率达到了足足400瓦。

 

这几年,在董月娥的团队里,小她8岁的李双荣“接棒”担起了学新舞、教舞的“重任”。选歌时,李双荣偏爱那些“低音鼓点多、节奏感强”的舞蹈,觉得“跳起来带劲儿”——先进的播放设备已足以播出“掷地有声”的效果。

 

据中国广场舞联合会会长杨艺介绍,2011年,有舞蹈老师将自己创编的广场舞上传网络,一时点击量过千万,由此开创了广场舞在网上创编传播的模式。与杨艺的说法相呼应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年,在离北京200多公里的石家庄,不甘落后的李双荣买了电脑,并在外孙的指点下,“恶补”网络知识。

 

“网络是广场舞走红的第一助推器。”如果说大功率便携式音响是使广场舞现象引发外界关注、带来“质变”的导火索,网络的高效传播特性则是令广场舞大妈们内部“量变”的重要原因。

 

据杨艺爆料,如今广场舞已是推广网络歌曲最重要的营销方式之一:歌曲面世前,工作团队总会先联系专业人士编排相应的广场舞。

 

如今,提到传跳一时的《最炫民族风》、《江南style》、《小苹果》等等,李双荣总是显得很自豪。每次她都以最快的速度学会,然后召集老姐妹们抽出每天上午的时间一起学习。每月4元钱的电费是她们之间唯一的经济纽带,从某种意义上讲,或许正是这种每每“与时俱进”的排练,才令一个个看似松散的广场舞团队变成了相对稳定的“团体”。

 

而广场舞大妈越来越规范的组织运转背后,更有一些瞄准了“大妈经济”的商家的“推波助澜”。

 

在北京,有银行网点扯着大条幅为附近的跳舞团体赞助乐器,甚至有年轻的理财经理终日陪跳,成了大妈们无所不能的“救场伙伴”。在石家庄,记者在走访中,也不难碰到各种商家用健身操的方式去笼络一批批中老年人加入阵营。相比之下,赞助几件文化衫当打广告的老做法简直相形见绌。

 

“现代技术像一面哈哈镜,广场舞在这面镜子里被放大得有点变形。”在杨艺看来,设备的更新换代、编舞模式的去个人化及组织形式的日渐正规化,是迅猛发展的广场舞与公众利益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

 

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现代化了,生活习惯却没有跟上这种变化

 

组成这面哈哈镜的,除了技术,还有人的因素。

 

作为董月娥、李双荣麾下最年轻的队员,44岁的王新洁与退休了的大姐们有着不一样的入队初衷。

 

去年,在首都机场,看到赴美留学的儿子乘坐的飞机越飞越远,王新洁猛然感觉“心一下子被掏空了”。

 

“孩子曾是全家的核心,当妈的更是十几年围着他转,他这一走,我简直不知道干什么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王新洁感到焦躁、失落、无精打采,直到她找到了广场舞。

 

如今,随着异地求学、异地工作等情况的普遍以及子女出国留学的低龄化,许多中年夫妻成为“剩爸剩妈”,提前进入空巢期。

 

有调查显示,目前城市中年夫妻进入空巢期的平均年龄为45岁至47岁,比以往的老年空巢期提前了将近15年。而随着三口之家的城市家庭结构的日渐稳定,中年空巢家庭已趋于普遍化。

 

除了空巢期提前,城市外来人口的增多、中年人对健康的关注等原因,同样使越来越多像王新洁这样的新力量持续壮大着昔日由董月娥们主导的广场舞队伍,“年轻化”使广场舞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

 

就在离王新洁她们跳舞的地方不远处,人民广场南门的通告牌上近期贴出了一则通告:“使用音响器材做伴奏的广场舞、健身操及唱歌时,使用的乐器声音不得高于60分贝。”

 

“在长安公园还好,离居民区远,要是在我家楼下,我也不乐意。”跳了30多年广场舞的董月娥实在不愿意将广场舞同扰民画等号,但是她也承认,如今城市里的人口比早年多得多了,而广场舞的动静儿也确实比以前大得多了。

 

随着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城市容积率不断上升,空间的不断密集使得人们对公私域的划分要求越来越强烈,而二者之间界限划分却越来越模糊。

 

日前,一则悉尼市长表示广场舞“很值得学习”、要将“广场舞”带回悉尼的新闻惊呆了国人。无论这里面“戏说”的成分有多少,网友的评论都显得一针见血:因为人少,人家的公共空间需要“筑巢引凤”,而在公共空间有限的中国,广场舞却意味着空间“争夺”。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底,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3.73%,而城市在大兴土木时,与之配套的公共健身场馆和设施却明显跟不上,二三线城市尤为明显。同时有限的体育资源也大多为体育部门、学校和企业机关所有,普通民众鲜有能体验的机会,即使是对公共开放,也大多收费,且费用不菲。

 

如此背景下,实难保证“好动”的休闲者在有限公共空间里的行为不会对公众的私域造成“侵犯”。

 

根据对全国开展广场舞情况的调研,杨艺认为,在城市日益拥挤的当下,广场舞参与者的规则意识和尊重他人的意识显然尚未内化为一种习惯。“休闲方式和居住环境现代化了,生活习惯却没有跟上这种变化,这无疑放大了广场舞扰民的问题。”

 

渴望张扬个性,却又要在群体中寻求存在感和安全感,广场舞矛盾心态的背后是一代人的精神烙印

 

广场舞反对者有一个普遍的疑问:健身方式那么多,大妈,咱拣个不闹人的玩玩,好比打打太极拳什么的,成不?

 

张秀琴的故事似乎正好可以作一番应答。

 

虽然是铁杆儿广场舞舞迷,可张秀琴不愿被叫作“大妈”。虽然广场舞总被一些文化层次较高的人目为“土得掉渣”,可身为退休教师的她却把广场舞当作“生命中的又一次绽放”。

 

年轻时拍的舞蹈剧照是她的宝贝:黑白照片里,“铁梅”脚尖点地、脚面绷直,一副标准的芭蕾舞动作;“喜儿”扎着红头绳,乌黑的辫子搭在肩上……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舞蹈伴随着她的整个青春,为那段有点灰暗的岁月平添了几许亮色,如今回想起来,甚至当初为练习《红色娘子军》中的芭蕾舞动作而使脚尖化脓的疼痛都显得无比甜蜜。

 

然而,师专毕业不久,随父母从南宁调回原籍石家庄的张秀琴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不苟言笑的数学老师。

 

2004年退休前的30年时间里,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这些社会坐标使她愈加矜持,同事和学生可能没法把这个工作认真但略显严肃的女人同舞蹈联系在一起。

 

2004年3月8日,张秀琴至今记得很清楚,就在那一天,她在广场舞团队云集的长安公园找到了“组织”。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一直在为别人活着,为工作忙,为孩子累,在情感上压抑和封闭自己,今后我想改变这一切,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想把以前丢失的都补回来。”

 

在日记本上,张秀琴写下这样的字句。

 

这或许,也正是一代人的心声。

 

像张秀琴这样的广场舞者,杨艺见的太多,他倾向于将广场舞理解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生人追求心灵解放的一个载体。然而,对曾以“八个样板戏”为全部合法文娱生活的一代,即使要追求个性,也往往无法挣脱“标准”、“整齐划一”的文化基因。

 

因为动作标准、擅长教学,张秀琴在广场拥有一大批粉丝,但也不乏有人抱怨她教得“太过一板一眼”。可对经历了“连李铁梅衣服上的补丁在哪儿,全国都得一模一样”的张秀琴来说,“动作做不到位,那成什么样子?”

 

渴望张扬个性,却又要在群体中寻求存在感和安全感,如此矛盾的心态背后是一代人的精神烙印,可能,也是千百年来“群居”心理和长期集体主义教育浸染下中国人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脐带。

 

其实从审美角度讲,娱乐方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别,因此更谈不上所谓的雅俗之分。近期,最令人意想不到的“跨界”,莫过于曾经的广场舞“神曲”与交响乐的邂逅——靳海音管弦乐团与凤凰传奇团队共同打造的《最炫民族风》交响版。然而面对网友惊呼“瞬间高大上”的赞誉,乐团首席靳海音却认为“音乐并非只有一种,没必要将其贴上‘土’或‘洋’的标签。”

 

就像尊重音乐的多样性,对于广场舞现象,或许尊重人的需求的多样性,避免标签化,才是化解矛盾达成共识的最好前提。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秀琴等为化名)

 

责任编辑:梁霭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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